文化普遍性的质疑
罗尔斯的理论深植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
个人权利优先于集体利益，理性选择胜过传统权威，程序正义重于实质结果——这些假设在其他文化中可能不成立。
儒家文化强调和谐和等级，非洲ubuntu哲学强调共同体，伊斯兰政治理论以神的主权为基础。这些传统都有自己的正义概念。
强行推广罗尔斯的框架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
失效信号：当地人认为你的"公正"建议破坏了他们珍视的社会关系或价值观时。
理性选择的现实局限
原初状态假设人们是理性的自利者，但现实中人的行为更复杂。
情感、认同、非理性偏好——这些都影响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一个深爱家人的父亲不会在无知之幕后选择严格平等，因为那意味着无法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社群主义者批评：罗尔斯把人想象成"无根的"个体，忽略了社群关系对身份认同的构成作用。
我们不是先有个人偏好再进入社会，而是在社群中形成偏好。
失效信号：当人们更关心群体归属感而不是个人权利时。
程序正义vs实质结果
罗尔斯强调程序的公正性，但有时候公正的程序会产生不可接受的结果。
如果严格按照公平程序，选出了一个种族主义政府怎么办？如果自由竞争导致极端不平等怎么办？
某些价值（人的尊严、基本生存）可能不能完全交给程序来决定。
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的程序看似公平，但结果是系统性剥削。关注程序公正可能掩盖结构性不平等。
失效信号：当程序正义与基本人道原则发生严重冲突时。
国家边界的道德任意性
为什么正义的范围止于国界？
如果出生在哪个国家是道德任意的（就像出生在哪个家庭一样），为什么不需要全球正义？发达国家的公民凭什么比贫困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多资源？
罗尔斯后期试图回应这个挑战，但他的《万民法》相当保守，只要求帮助"负担沉重的社会"达到基本标准。
全球化时代，这种国家中心的正义观越来越难以维持。
失效信号：面对全球贫困、气候变化等跨国问题时，国内正义理论显得力不从心。
复杂现代性的治理难题
罗尔斯的理论主要针对稳定的民主社会。
但现代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技术变革、金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都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传统的民主决策程序可能太慢，专家治理可能缺乏合法性，市场机制可能失效。
在这些情况下，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区分可能失去意义。需要的是实用的解决方案，不是理想的正义理论。
失效信号：当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快速行动，而理想的程序会导致灾难性后果时。
身份政治的挑战
罗尔斯假设人们的身份可以在政治讨论中被"括起来"，只用公共理性对话。
但对于历史上被压迫的群体，身份本身就是政治问题。女权主义者说"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不能假装种族无关紧要。
要求他们在公共讨论中不谈身份，可能是要求他们沉默。
后现代批评：普世的"公共理性"可能是主导群体的偏见的伪装。
失效信号：当边缘群体认为"中性"的程序其实偏向主导群体时。
经济不平等的系统性影响
差异原则允许不平等，只要它有利于最不利者。
但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会破坏政治平等。富人可以用金钱影响政治过程，购买更好的法律服务，将优势传递给下一代。
这种情况下，程序的公正性本身就受到威胁。政治哲学可能需要更激进的经济平等主义。
失效信号：当经济不平等大到威胁民主本身的时候。
何时需要超越正义论框架
面临生存威胁的紧急状态。
不同文明之间的根本价值冲突。
需要快速技术或社会创新的情况。
历史不公的系统性纠正。
全球性的协调问题。
转换信号
当你发现自己：
用抽象原则回避具体的痛苦和不公。
要求受害者"理性"地接受不公正的现状。
把文化差异视为"不够启蒙"。
优先程序正确性而忽略结果的灾难性。
这时候，可能需要暂停正义论的抽象框架，直接面对现实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