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单元的代表性问题
彭慕兰拿长三角和英格兰做比较。两个都是各自经济体内最发达的区域。
但英格兰约等于整个国家，长三角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用长三角代表"中国"，等于用最亮的灯泡代表整栋楼的亮度。清代内陆省份——云南、贵州、甘肃——和长三角差距巨大。
彭慕兰对此有自觉，明确说比较的是"核心区对核心区"。但传播过程中这个限定经常被忽略。读者需要自己把边界加回来。
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数据极不可靠
18世纪的GDP、人均热量、劳动生产率数据全部依赖间接估算。粮食产量靠地方志和赋税记录推算，人口数字本身就有争议。
彭慕兰的对称比较建立在这些估算之上。如果误差足够大，"两边差不多"和"两边有显著差距"可能只是一个误差带之隔。
批评者黄宗智正是从数据层面发起挑战：重新估算后，长三角的人均产出可能明显低于英格兰。这场数据之争至今没有定论。
煤和殖民地不一定是充分解释
彭慕兰论证了煤矿和殖民地对英格兰工业化的重要性。"重要"和"充分"之间有距离。
比利时也有煤矿，工业化比英格兰晚了几十年。西班牙也有美洲殖民地，却没有走向工业化。单纯有煤和殖民地不够，还需要其他条件配合。
彭慕兰没有完全忽视这一点，但论证重心明显偏向推翻制度决定论。对"煤和殖民地之外还需要什么"的讨论相对单薄。
制度因素被压得太低
为了反驳制度决定论，彭慕兰可能把制度的作用压到了不公平的程度。
英格兰的专利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公共债务市场和议会对产权的保护，确实为工业投资提供了制度环境。这些因素不能解释全部分流，但说它们"不重要"也缺乏说服力。
对称比较擅长排除虚假因果。副作用是可能把真实但非决定性的因素也一起排除掉。
1850年之后的解释力急剧下降
彭慕兰的框架聚焦1750–1850年。对此后的持续扩大——19世纪下半叶欧洲和东亚差距进一步拉开——煤和殖民地的解释力不够用了。
后期的差距扩大涉及科学研究体系、高等教育、金融市场深度和国家能力。彭慕兰的框架在这个时段需要补充，不能直接外推。
把"偶然"推得太远的风险
彭慕兰强调煤矿分布和殖民地获取的偶然性。但"偶然"到什么程度值得追问。
英格兰获取美洲殖民地不是抽签抽到的。海军建设、航海技术、对外扩张的政治意愿，都是前提条件。把殖民地当成纯粹的"偶然输入"，可能低估了背后的制度和技术积累。
煤矿确实是地质偶然。但从煤矿到蒸汽机，中间经过了矿井排水需求催生蒸汽机这条具体的技术路径。每个环节都涉及知识和制度积累。纯粹的"偶然"叙事把因果链条压缩得过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