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材料的地理分布严重不均
已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集中在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这两个区域是周人的核心地带。
边远封国的考古材料远不如核心区丰富。南方的楚地、东方的齐鲁、北方的燕地，器物出土数量和铭文信息量都明显少于关中。
许倬云的制度重建因此更多反映了核心区的状况。边远封国的制度是否和核心区一致，只能做有限推测。读者在使用许倬云的判断时，需要注意这个地理偏差。
铭文内容有系统性选择偏差
贵族在青铜器上刻什么、不刻什么，并非随机。
铭文集中记录荣耀事件：受赏赐、获册命、打胜仗、参与重要祭祀。失败、冲突、内部纠纷很少出现。
许倬云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研究者不得不主要依赖"好消息"来还原制度运作。由此得出的制度图景，可能系统性地高估了秩序的稳定性和等级的严格性。
对非周人群体的覆盖薄弱
西周控制的领土上不只有周人。被征服的殷商遗民、各地的土著族群，在许倬云的叙述中出现较少。
考古材料对这些群体的覆盖确实薄弱。他们的器物传统和周人不同，铭文习惯也不同，有些群体可能完全没有铭文传统。
这意味着许倬云重建的"西周制度"，更准确地说是"周人精英阶层的制度"。普通平民和非周族群的生活状况，在现有材料下几乎无法系统讨论。
成书年代的考古进展已有更新
许倬云写作《西周史》时，可用的考古材料和今天相比已有显著差距。此后几十年，大量新的发掘成果陆续公布。
部分新材料支持了许倬云的判断，部分则提出了修正。读者如果需要最新的西周考古信息，需要参照近年的发掘报告和专题研究，不能仅依赖许倬云一书。
许倬云的方法论框架——交叉验证、分层使用材料、标注不确定性——依然适用。但具体结论需要和新材料对照。
制度连续性论述的适用边界
许倬云强调西周制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这个论述有说服力，但需要注意适用范围。
封建制到秦汉已经被郡县制替代。宗法制的影响虽然延续，但形态经历了根本变化。从西周宗法到明清宗族，中间有太多断裂和重组。
把西周制度的影响线拉得太长，容易变成一种目的论叙事——好像后世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安排。许倬云本人的论述通常比较克制，但读者在引用时容易过度延伸。
单朝研究的视野局限
聚焦西周一朝，优势是深度。劣势是缺乏横向比较。
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迈锡尼——也发展出了各自的制度体系。许倬云在书中偶有提及但未做系统比较。
缺乏横向参照，读者容易把西周制度的特征误认为"上古社会的普遍特征"。实际上，血缘网络建构政治秩序的做法虽然不罕见，但西周的具体形态有其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