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的崩溃不是一个军事事件，而是一个社会经济事件。
府兵制依赖均田制——士兵有田种，自备武器粮草服兵役。当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名存实亡时，府兵就变成了空壳。张国刚强调的是：军事制度的崩溃往往不是军事原因导致的。
节度使制度是中央为了解决边防问题而创造的，但它最终成了中央最大的威胁。
中央给节度使军权是为了对付外敌，但军权一旦和财权、行政权合并，节度使就变成了独立王国。解决问题的工具变成了更大的问题——这个模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唐玄宗的错误不是信任安禄山，而是创造了一个让安禄山必然出现的制度环境。
没有安禄山，也会有别的节度使叛乱。问题不在于某个人不可信，而在于制度设计给了边疆将领太多不受约束的权力。换掉安禄山不能解决问题，改变制度才能。
盛世的特征之一是人们不再关心制度是否在退化。
开元盛世的繁荣让朝廷上下都失去了警觉。GDP在增长，边疆在扩张——谁会在这时候去检查制度骨架是否还牢固？
安史之乱不是唐朝的终结，但它终结了一种可能性——中央集权帝国通过制度自我修复的可能性。
安史之乱后，唐朝又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但再也没有恢复到盛唐的状态。藩镇割据成为常态，中央的控制力永久性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