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铭文："宅兹中国"的最早出处
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内底铭文122字。其中"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一词实物记录。
铭文记载成王迁都洛邑的背景。周人灭商后，需要一个位置更居中的据点来控制东方。"中国"在这里的含义是"天下之中"，指地理位置，不是后世的国家概念。
许倬云用这类铭文说明一个方法论要点：一个词的含义必须放回它的原初语境。用后世的概念反推上古文本，是常见的误读来源。
何尊还记录了成王对贵族的训诫和赏赐。这段文字展示了册命制度的早期形态——周王通过正式仪式向臣下宣布任命和赏赐，铭文是这场仪式的物质档案。
大盂鼎册命：分封制度的操作细节
大盂鼎铭文291字，记录了康王对贵族盂的册命。册命内容包括赏赐土地、人口和器物，同时附带对盂祖父功绩的追述和对盂本人的告诫。
这段铭文的价值在于细节。赏赐物品逐项列出：多少"夫"（劳动力）、多少土地、什么器物。许倬云从中还原出分封的实际操作方式——不是一句"封某地"就完事，而是一整套资源分配方案。
册命仪式本身也值得注意。铭文记录了仪式的地点、在场人员和程序。许倬云据此判断，册命制度在西周中期已经相当规范化。仪式的规范程度，反映了王室行政能力的成熟度。
大盂鼎另一个特殊之处：铭文中对殷商灭亡原因的描述。康王警告盂不要重蹈殷人"纵酒亡国"的覆辙。这是西周统治者如何理解前朝教训的直接记录。
宜侯夨簋：一次分封的完整账本
宜侯夨簋铭文记录了一次具体的分封过程。受封者是夨，封地在"宜"（可能在今江苏一带）。铭文详细列出了赏赐清单：土地面积、奴隶数量、弓矢等武器。
许倬云特别关注赏赐中包含武器这一点。分封不只是给一块地，还要给武装力量。受封者到新领地后，首先要建立军事控制。
地理位置也有意义。"宜"远离周人核心区域，属于边远前哨。把宗族成员封到这种位置，兼顾了军事拓展和政治控制两重目的。
这个案例清晰展示了封建制度的实际运作：它是一套资源分配、军事部署和政治授权的综合安排，远比"天子封诸侯"五个字复杂。
墙盘铭文：一个家族的世系记忆
墙盘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铭文284字。前半段追述文、武、成、康、昭、穆六代周王的功绩，后半段记录墙氏家族的世系。
许倬云用这件器物说明宗法制的实际运作。一个贵族家族在自己的礼器上同时记录王室世系和本族世系，两条线并行排列。政治效忠和血缘认同在同一件器物上合为一体。
铭文中的世系记录方式也有讲究。每一代先说这位祖先侍奉哪位周王，再说他本人的品德或功绩。个人身份完全嵌套在王室—家族的双重框架里。
这和后世的个人传记写法完全不同。墙盘铭文里没有独立于政治关系的"个人"。许倬云据此判断，西周贵族的自我认知高度依赖宗族身份和政治关系。
西周晚期诸侯僭越：制度松弛的考古证据
西周晚期的考古材料中，出现了诸侯使用超出自身等级规格器物的案例。某些诸侯墓葬的鼎簋数量接近甚至达到天子级别。
许倬云把这类现象解读为制度松弛的物质证据。礼制规定的等级区分，需要王室权威来维护。当王室控制力下降，等级规定就开始被突破。
僭越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考古材料显示了一个渐进过程：先是器物纹饰风格趋同，再是数量规格越界。许倬云认为，制度瓦解的速度可以从器物变化中大致推算。
传世文献把西周灭亡写成戏剧性的瞬间——幽王、褒姒、烽火。考古证据呈现的是一条缓慢下行的曲线。两种叙述的差异本身就是理解上古史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