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与资源条件限制
温铁军的去依附分析主要基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经验，对小国的适用性有限。
内需市场规模门槛
去依附策略的核心是建立自主的内需市场，这需要足够的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如果国内市场太小，无法支撑完整的产业体系，依附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
新加坡、卢森堡这类小国，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对外开放获得发展，尝试去依附反而可能得不偿失。它们的策略是在依附中寻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摆脱依附。
判断标准：如果国内市场规模无法支撑基本产业的规模经济，去依附策略就可能不适用。
自然资源禀赋约束
去依附需要相对完整的资源基础，至少要有基本的能源、原材料保障。如果严重缺乏基础资源，即使有强大的内需市场，也难以建立自主的产业体系。
日本的经验表明，资源约束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实现相对自主，但仍然无法摆脱对外部资源的根本依赖。
判断标准：如果基础资源严重依赖进口，且无法通过技术手段有效替代，去依附的空间就很有限。
发展阶段适用性
去依附策略的有效性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不是在任何阶段都适用。
最不发达国家的困境
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可能是脱贫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去依附。在这个阶段，适度的依附可能是加速发展的必要手段。
过早强调自主性，可能错过利用外部资源的机会，反而延缓发展进程。这些国家需要的是有选择的依附，而不是无条件的依附。
判断标准：如果基本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基础设施严重缺乏，这时谈去依附为时过早。
发达国家的新挑战
对于已经达到发达水平的国家，去依附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们面临的不是摆脱依附，而是维护既有优势，应对新兴国家的挑战。
美国对华贸易战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去依附的担忧：如果新兴国家摆脱了依附，既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就会受到冲击。
国际环境制约因素
去依附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环境，在某些条件下可能面临过大阻力。
霸权国家的反制能力
如果霸权国家决心维护既有秩序，去依附的成本可能非常高昂。通过经济制裁、技术封锁、金融制裁等手段，霸权国家可以大幅提高去依附的难度。
这种情况下，去依附策略需要更加谨慎和渐进，避免正面冲突，寻找迂回路径。
判断标准：评估霸权国家的反制意愿和反制能力，如果两者都很强，需要调整去依附的节奏和方式。
区域一体化的约束
在高度一体化的区域内，单方面去依附可能面临区域合作伙伴的反对。欧盟成员国很难在欧盟框架内推行独立的去依附策略。
这类情况下，需要在区域层面协调去依附策略，或者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集体的去依附。
内政条件的临界点
去依附不只需要外部条件，也需要内部条件，某些内政状况下策略可能失效。
政治稳定性要求
去依附通常需要长期坚持，如果政治体系不稳定，政策连续性无法保障，去依附策略很容易半途而废。
政治动荡中的国家往往更容易被外部势力操控，依附关系可能不是减弱而是加强。
判断标准：如果政治制度无法保障政策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推进去依附的条件不成熟。
社会承受能力门槛
去依附过程往往伴随调整成本，如果社会承受能力不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反而为外部干预创造机会。
这需要在去依附策略中充分考虑社会因素，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社会保障完善等措施，提高社会承受能力。
技术变迁的新挑战
技术发展可能改变依附关系的表现形式，传统的去依附策略需要相应调整。
数字依附的新形态
数字时代的依附关系表现为平台依赖、数据依赖、算法依赖。传统的产业政策可能对这些新形态的依附关系效果有限。
数字领域的网络效应和先发优势更强，后来者追赶的难度更大。这可能需要全新的去依附策略。
绿色转型的双重效应
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转型既可能创造去依附的机会，也可能产生新的依附关系。如果新能源技术被少数国家垄断，能源转型可能只是改变了依附的对象。
这需要在绿色转型中同时考虑技术自主性问题，避免从一种依附转向另一种依附。
误用和滥用风险
去依附理论如果被误解或滥用，可能产生负面效果。
民族主义的绑架
去依附容易被民族主义情绪绑架，变成简单的排外主义。这种误用不仅无助于真正的去依附，反而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对立和损失。
真正的去依附是理性的战略选择，不是情绪的发泄。需要冷静分析成本收益，避免被民族主义情绪左右。
保护主义的借口
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可能利用去依附的名义，为落后产能争取保护，阻碍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
去依附的目标是提高自主能力，不是保护落后产能。需要区分战略性保护和保护主义。
时机选择的误判
在不合适的时机推进去依附，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需要准确判断内外部条件，选择合适的时机和节奏。
过于急进可能引发过度反弹，过于保守可能错失机会窗口。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
停退换信号：当去依附策略的实施成本明显超过预期收益，当外部反制超出承受能力，当内部阻力危及政治稳定时，需要调整策略节奏，甚至暂时停止，等待更好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