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分析是强大的工具。但工具都有边界。
法律经济学不是万能钥匙。把它用到不该用的地方，结论比没有分析更危险。
成本不可量化时，比较失去基础
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操作是比较方案成本。比较的前提是成本可以被量化或至少被排序。
但有些成本无法量化。尊严损失值多少钱？宗教信仰被侵犯的代价怎么算？文化遗产的价值如何定价？
面对这类问题，成本分析要么给出武断的数字，要么承认无能为力。熊秉元在书中坦承这个局限。
识别信号：当讨论涉及"价格无法衡量的东西"，成本分析只能提供局部参考，不能提供完整答案。
激励模型假设理性，人不总是理性
法律经济学假设人对代价敏感。提高惩罚，犯罪会减少。提高赔偿，事故预防会增加。
但实证研究反复显示：在情绪驱动的行为面前，激励模型预测力下降。冲动犯罪很少经过成本计算。成瘾行为对价格信号不敏感。
激励分析对"冷静的经济行为"最有效。对"热血的非理性行为"最无力。
识别信号：当行为主体处于强烈情绪或认知偏差中，不要高估激励设计的效果。
效率推荐碰上分配正义
法律经济学追求总成本最低。但总成本最低的方案，可能让特定群体承担不成比例的代价。
一个效率最优的污染方案，可能把污染集中在穷人社区。一个成本最低的医疗制度，可能牺牲老年人的用药权益。
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张力，法律经济学本身无法解决。它可以告诉你"这个方案总成本最低"，但不能告诉你"让谁承担成本是公正的"。
识别信号：当讨论从"总量"转向"分配"，纯效率分析需要让位给分配正义的框架。
把方法论当信仰的危险
最隐蔽的失效条件不在方法论外部，在使用者内部。
读完法律经济学之后，最大的风险是形成一种新的傲慢：以为所有法律问题都可以用成本计算解决。
法律有效率维度，也有尊严维度、历史维度、社会维度。成本分析覆盖了第一种，对后三种能力有限。
熊秉元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把法律经济学包装成全能工具。他一直在划边界。
识别信号：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每一个正义讨论中都率先说"算算成本"，可能已经从工具使用滑向了工具崇拜。
成本分析最好的状态是"有用但谦虚"。知道它能照亮哪些角落，也知道它的光照不到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