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经济学不是一种立场，是一套分析程序。
它不预设正义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只做一件事：比较不同法律规则的实际效果和总成本。
起点：承认资源稀缺
所有分析从一个前提出发——资源有限。
法院有预算上限。警力不够分配。立法过程占用社会精力。每一次追求正义，都在和其他目标争夺资源。
承认稀缺之后，问题就从"什么是对的"变成了"在有限资源下，哪种安排的效果最好"。
这个转换不替代道德讨论，但补上了道德讨论缺失的维度。
核心工具：成本-收益比较
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操作是比较方案。
任何法律规则都有收益和成本。收益是它解决的问题。成本包括执行成本、遵从成本、错误成本和机会成本。
比较的方式：总成本最小化。
不追求收益最大化——因为收益最大的方案往往成本也最高。不追求零成本——因为不存在零成本的法律。
追求的是：在满足基本正义目标的前提下，总社会成本最低的那个方案。
分析枢纽：激励结构
成本比较回答"选哪个方案"。激励分析回答"为什么这个方案有效"。
核心逻辑：法律规则改变行为的代价，代价改变人的选择。
赔偿标准提高，事故预防投入会上升——因为出事更贵了。侵权免责条件放宽，风险行为会增加——因为出事也不用赔。
这不依赖人的善意。只依赖人对代价的敏感性。
熊秉元反复强调：好的法律不需要人人自觉，只需要激励结构指向正确方向。
判断标准：边际而非绝对
法律经济学不做"要不要"的判断，做"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判断。
执法力度不是越大越好。惩罚标准不是越高越好。都有一个最优点——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位置。
超过这个点，每多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源，带来的改善越来越小，但成本没有减少。
这和日常直觉冲突很大。日常直觉倾向于"好东西越多越好"。边际思维纠正的正是这种倾向。
制度选择：比较制度的总成本
法律经济学的最终落点是制度选择。
不问"这条法律公不公正"，问"和替代方案相比，这条法律的总成本更低还是更高"。
科斯定理提供了基础框架：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法律规则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但交易成本从来不为零。
正因为交易成本存在，法律规则才重要——它决定了在交易成本很高的场景下，资源如何分配。
不同法律规则适用于不同的交易成本环境。法律经济学的任务是匹配——高交易成本的场景用什么规则，低交易成本的场景用什么规则。
方法的组织逻辑
整套方法可以压缩成四步：
第一，识别稀缺资源和利益冲突。第二，列出可选方案和各自的成本结构。第三，分析每个方案的激励效果。第四，选择总成本最低的方案。
每一步都可以独立使用。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评估框架。
这套框架的力量不在于它总是对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操作、可比较、可反驳的分析路径。比"凭直觉判断正义"可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