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进入法律领域后，很多直觉被翻转了。
以下五个场景按调用频率排列。每个场景都拆解一个常见的正义直觉，然后用成本分析给出不同的判断路径。
邻居的狗咬人之后，赔偿规则怎么定
调用信号：遇到"谁该赔、赔多少"的争议。
常见直觉是"谁造成伤害谁赔"。但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更精细：如果让养狗者承担全部赔偿，养狗行为会大幅减少。如果让被咬者自行承担，防护投资会上升。
关键不是"谁对谁错"，是"哪种规则让总成本最低"。
如果养狗者防护的成本低于被咬者防护的成本，让养狗者承担更多赔偿效率更高。反过来也一样。
边界：当双方防护成本难以衡量时，成本最小化原则的操作性会下降。这时候需要引入更多信息，不能只靠原则推导。
死刑到底有没有威慑效果
调用信号：参与死刑存废讨论，或对严刑峻法产生直觉认同时。
道德讨论往往止步于"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经济学的问题是：死刑是否真的减少了谋杀率？
如果减少了，减少多少？这个效果值得花多少社会资源来维持死刑制度？如果没减少，维持死刑的成本是否正当？
常见误判是把"应该有威慑效果"当作"已经有威慑效果"。经济学要求用数据而非直觉来回答。
边界：威慑效果的实证研究本身存在方法论争议。数据不同，结论不同。法律经济学能提出正确的问题，不一定能给出确定的答案。
碰瓷者该不该获得赔偿
调用信号：遇到"受害者有过错"的复杂侵权场景。
传统正义感倾向于同情弱者。但如果碰瓷行为没有法律后果，碰瓷的预期收益为正，行为会扩散。
法律经济学关注的不是"这个人可不可怜"，而是"这条规则鼓励了什么行为"。
比较过失制度是一种折中：根据双方过错比例分摊赔偿。它不完美，但比"全赔"或"不赔"的极端方案制造更少的扭曲激励。
边界：过错比例的认定本身依赖法官裁量。规则再好，执行层如果不稳定，效果也会打折扣。
排队和黄牛：价格机制该不该进医院
调用信号：遇到公共资源的分配争议。
医院挂号靠排队，本质是用时间成本做筛选。黄牛出现之后，变成了用金钱成本做筛选。
直觉上黄牛可恶。但排队制度也不公平——它歧视时间值钱的人，优待时间廉价的人。
法律经济学不说"哪种更公平"。它问"哪种筛选机制的总损耗更小"。
如果排队造成的效率损失大于价格机制带来的不平等，价格机制就值得考虑。反之亦然。
边界：当资源涉及基本生存权时，纯粹的效率分析会被合理挑战。"谁出价高给谁"在急救室里站不住脚。
法律援助是慈善还是投资
调用信号：评估公共司法支出是否"值得"。
法律援助通常被当作社会福利。法律经济学换一个角度：如果没有法律援助，穷人无法维权，违法者的预期惩罚下降，犯罪激励上升。
法律援助不只是帮助个人，还在维持整个法律制度的威慑效力。
用经济学的话说：法律援助是一种外部性内部化的手段。它的回报不只体现在受援者身上，还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安全水平上。
边界：法律援助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律师质量和制度执行。拨了款但服务质量差，投资回报就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