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领域的论证深度明显不均
国家形成部分最扎实。王国斌对秦汉以来的行政体系有详细梳理，和蒂利的欧洲战争-国家理论形成了清晰对话。
经济变迁部分中等。斯密型增长的论证有据可查，但对工业革命"为什么没在中国发生"的正面解释较薄——这部分他更多依赖彭慕兰的论证，而非独立展开。
社会抗争部分最单薄。欧洲的阶级运动研究有大量文献支撑，中国的生存伦理抗争引用的材料相对有限。粮食骚动和赋税抗议的分析框架搭好了，但填充进来的经验证据不够厚。
读者需要自己判断：在论证最薄的环节，王国斌的结论更接近"有力论证"还是"有道理的猜测"。
宏观结构比较强，微观因果机制弱
三领域的对称比较在宏观层面成立——中国和欧洲确实走了不同的路。
但"为什么走了不同的路"，王国斌给出的微观机制不够细。国家形成的差异归结为地缘格局；经济分流归结为资源分布；社会抗争差异归结为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每个"归结"都是一个压缩过的判断，中间省略了大量传导步骤。
宏观比较像一张航拍图，轮廓清楚但地面细节模糊。需要微观机制研究来补充——而全书没有在这个层面展开。
1800年以后的分析力度骤降
全书核心论证集中在1800年以前。两条路径在这段时间里各自连贯，对称比较最有说服力。
1800年以后，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改变了全球格局。中国被卷入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平行路径"的前提——两边独立运行——不再成立。王国斌承认这个转变，但没有系统论述两条路径在碰撞之后如何互动、如何变形。
如果读者的关注点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需要从其他书里补这段。
比较单元的代表性：哪个中国、哪个欧洲
"中国"和"欧洲"各自是高度异质的集合。王国斌讲中国时偏重江南和中央行政系统，讲欧洲时偏重英法和西北欧。
云南和江南的差距、西班牙和荷兰的差距，在对称比较中被压缩了。王国斌对此有自觉——他明确说比较的是"主要趋势"——但读者仍然需要记住：结论在"主要趋势"层面有力，落到具体区域时需要重新校准。
路径多元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张力
"两条路径各自连贯"是一个分析判断，不是价值判断。但读者很容易滑向两个方向：要么用它来论证"中国传统一切皆好"，要么用它来回避"某些制度确实导致了更多苦难"。
王国斌本人回避了价值评判——他只做分析。但分析框架落到现实讨论中，"平行路径"有时会被当成一面挡板，用来阻止对任何一方制度的批评性审视。
这不是框架的失败，是使用者的风险。读者在调用"平行路径"时，需要自己加一道检查：我是在做比较分析，还是在用"路径不同"当借口回避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