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案例不能随意类比
奥斯维辛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制度化暴力案例之一。把它和公司管理问题做类比需要极其谨慎——夸大日常组织中的"恶"既不准确也不尊重真正的受害者。
口述史的记忆偏差
里斯的很多材料基于几十年后的口述。记忆会被时间改变——加害者可能美化自己的角色，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可能被重塑，旁观者可能最小化自己知道的程度。口述史有独特的价值，但需要和档案材料交叉验证。
结构分析有稀释责任的风险
强调制度因素可能让人觉得"是制度的错不是人的错"。但制度是人建的、人运营的、人可以拒绝的。结构分析不能成为回避个人道德责任的工具。
不适用的推论
- "所有服从都是危险的"——服从本身是组织运转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服从的边界
- "如果我在那个位置我也会那样做"——这种说法否定了那些在同样位置选择拒绝的人的勇气
- "现代社会不可能再发生这种事"——卢旺达、斯雷布雷尼察已经证明这个判断是错的
- "只要有好的制度就能防止作恶"——制度是必要条件但不充分，还需要人的警觉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