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位—职位框架是一件利器。但利器有刃也有背。用对了地方剖析极精准；用错了地方，不如换一把刀。
武人政权和军事集团超出框架射程
阎步克的分析对象是文官选拔制度。品位与职位这对概念最有力的解释区间，在于以文化标准选拔治国者的那段历史。
一旦进入武人政权——五代十国、蒙元初期、后金入关——选拔逻辑变了。军功、部族关系、征服秩序取代了文化资格和行政能力。品位因素和职位因素仍然存在，但它们退居次要位置。主导权力分配的是暴力资源和军事组织。
拿品位—职位框架硬套武人政权，容易看见"品位制回潮"这个表象，却忽略"回潮的内容和动力完全不同"这个实质。
使用提醒：遇到军事集团主导的政权转型，品位—职位只能做辅助线索。主线需要暴力—控制的分析工具。
基层胥吏和技术官僚是一片盲区
阎步克追踪的主要是中上层的选拔制度。察举选的是高级候选人，九品中正评的是士族子弟，科举取的是进士。
但帝国运转同时依赖大量基层胥吏。这些人不在品位—职位框架的核心视野内。他们不靠品第入仕，也不靠科举上升。日常行政、税收、司法执行，很大程度上由这个群体承担。
阎步克并非完全忽略了他们。秦汉文法吏的讨论涉及这一层。但从魏晋往后，分析重心持续上移，基层吏员的选拔和流动几乎不再被系统讨论。
使用提醒：分析一个官僚体系时，如果关注对象是基层执行者，品位—职位框架的适用性要打折扣。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和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在这个层面更有覆盖。
经济因素作为制度变迁动力讨论不充分
门阀为什么能维持数百年的选拔垄断？阎步克从制度内部的正反馈循环给出了解释。但另一个重要维度——土地占有、庄园经济、人身依附——在书中着墨较少。
门阀的政治权力不仅建立在选拔垄断上，也建立在经济资源的集中控制上。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是维持政治地位的物质基础。科举制最终能取代门第制，部分原因也在于均田制等经济变革削弱了门阀的经济根基。
阎步克选择了制度分析的路径，经济分析留给了其他学者。这不是缺陷，是方法论选择。但读者需要知道这条线索的存在。
使用提醒：如果要完整理解制度变迁，品位—职位分析需要和经济史分析对接。单用一条线会漏掉关键驱动力。
宋代以后的制度变迁不在本书射程内
阎步克的时间跨度是先秦到隋唐。科举制确立之后的演变——宋代的完善、明清的固化、废科举的冲击——不在本书的覆盖范围。
这意味着品位—职位框架在本书中被验证的范围有明确上限。宋以后科举独大、品位因素大幅收缩的局面，阎步克没有系统讨论。
框架本身可能仍然适用于宋以后。但适用程度需要读者自行判断，不能直接把书中的结论外推。
使用提醒：把框架用于宋代以后的分析时，属于读者自行迁移，不属于阎步克的论证覆盖范围。
品位—职位二分法可能过度简化过渡形态
任何二分框架都面临一个问题：现实中的制度往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大量处于中间地带。
阎步克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书中反复讨论混合形态。但"品位"和"职位"毕竟是两个极端类型。某些制度处于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时，强行归入一端可能丢失重要细节。
比如汉代的"举孝廉"。被举者需要品行声望（品位因素），也需要一定行政能力（职位因素）。更关键的是推举过程中的人际网络——这种网络既不完全是品位，也不完全是职位，而是一种关系资本。品位—职位框架对关系资本的处理不够精细。
使用提醒：遇到明显处于两极之间的过渡制度，先用品位—职位做初步定位，再追问二分法可能遮蔽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