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村：在北京城中村里长出的非正式产业集群
温州人在北京南郊自发形成了一个以服装加工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没有政府规划，没有工业园区，完全靠同乡网络、个人信用和口头契约运转。效率极高，但也极脆弱——一次强拆就能瓦解多年的积累。
可调用的场景：非正式组织的效率可以很高，但它的存续依赖于外部环境的"不干预"。一旦正式权力介入，非正式网络的抗风险能力几乎为零。
跨国劳工：被组织起来的个体奋斗
中国劳工通过中介网络被送到世界各地。每个人看起来是在"自己奋斗"，但整个流程——招募、培训、派遣、管理——是被精密组织的。劳工承担风险，中介收取利润。
可调用的场景：当"个人奋斗"被包装成自由选择但实际上是被组织的流水线时，判断的关键是：风险和收益是否对称分配？如果风险在个人身上、收益在中介手里，那不是自由奋斗而是结构性剥削。
高考的社会分拣功能：流动的窗口还是压力的来源
高考制度提供了一条底层向上的通道，但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压力。项飙观察到的是：高考的存在让"不努力"变成一种道德过失——你没考上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不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平。
可调用的场景：一个看起来公平的选拔机制可以同时是一个压力转嫁机制——它把结构性问题翻译成个人能力问题，让所有人相信失败是自己的错。
家庭作为经济单位：亲情和利益的纠缠
在项飙的田野中，家庭不是一个温情空间，而是一个经济组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既有亲情也有利益计算。这不是中国人"不重感情"，而是在缺乏社会保障的环境里，家庭被迫承担了太多功能。
可调用的场景：当正式制度无法提供保障时，非正式关系（家庭、同乡、朋友）会被迫承担制度功能。这让关系变得复杂——既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现实的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