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在会计上等于另一个国家的债务增长。
这不是比喻，是恒等式。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意味着美国在净进口中国商品，同时中国在净持有美元资产——本质上就是中国在借钱给美国消费。所以"中国赚了美国的钱"这种说法在会计上是错的：中国赚的是债权，美国欠的是债务。
储蓄率高不是因为老百姓节俭，是因为制度安排压低了消费能力。
收入分配偏向企业和政府、金融系统存贷利差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这些结构性安排共同的效果是：家庭部门拿到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低，消费自然上不去。高储蓄率是制度的产物，不是文化的产物。
全球化不是所有人同时受益，是调整成本在不同国家之间分配。
全球化的总量收益可能是正的。但"总量收益为正"不等于"每个参与者都受益"。佩蒂斯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国际贸易的收益和成本分配取决于各国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本身就不是对等的。
经济失衡的调整只有两条路：通过增长调整，或通过衰退调整。
没有第三条路。要么顺差国主动扩大内需、逆差国主动收缩债务，双方在增长中逐步收敛。要么拖到逆差国债务崩盘、顺差国出口暴跌，被迫在衰退中调整。佩蒂斯的观察是：政治系统总是倾向于拖延，直到增长调整的窗口关闭。
汇率不是一个价格问题，是一个分配问题。
汇率低估对出口企业有利，对消费者不利——因为进口商品变贵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被压低了。佩蒂斯把汇率争端重新定义为国内分配问题：低估汇率本质上是从消费者口袋里掏钱补贴出口企业。争论"汇率该不该调"其实是在争"谁该承担调整成本"。
产能过剩不是生产太多的问题，是消费太少的问题。
同一个现象的两种描述。说"产能过剩"暗示解决方案是减产。但佩蒂斯指出，更准确的诊断是"内需不足"——产能和需求之间的差距来自消费端被结构性压低。如果不解决消费端的问题，减产之后新一轮投资照样会造成新一轮过剩。
一个国家不能同时追求贸易顺差和资本账户自由化，除非它愿意让别人的债务危机成为自己的损失。
这是三元悖论的一个变体。长期贸易顺差意味着你持有大量外国债权。如果同时开放资本账户，你的资金流出就没有管制——当对方发生债务危机的时候，你持有的债权直接缩水。佩蒂斯的推论是：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看起来庞大，但在极端情况下的实际可回收价值可能远低于账面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