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理论是一把好刀。但好刀不是万能钥匙。下面四个盲区是这把刀结构性够不到的地方，三种误用是拿这把刀的人容易犯的错。
信息严重不对称时，价格信号失灵
价格理论假设买卖双方掌握的信息大致对等。二手车市场打破了这个假设——卖家知道车的真实状况，买家不知道。结果是好车退出市场，坏车越卖越多。
保险市场、医疗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地方，价格信号不再忠实反映真实价值。薛兆丰的课覆盖了这个概念，但没有展开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判断信号：当你发现一个市场里的价格"看起来不对"但又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信息不对称在起作用。价格理论给不了精细答案。
公共品和外部性的定价困境
清洁空气、国防、基础科学研究——这些公共品没有市场价格。没有价格就没有信号，价格理论的起点被抽掉了。
薛兆丰承认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但他的处方通常是"界定产权"——把外部性内部化。问题是，有些外部性根本无法通过产权界定来解决。全球变暖涉及几十亿人的利益，产权归谁？
判断信号：当问题涉及的利益方太多、太分散、无法清晰界定产权时，"产权界定"这把刀就钝了。
非理性行为不在这套工具的射程内
价格理论假设人是理性的——至少在长期和平均意义上理性。但行为经济学已经证明，人在很多场景下系统性地偏离理性。
锚定效应、损失厌恶、现状偏见——这些不是偶尔犯傻，而是大脑的固定bug。薛兆丰的分析框架对这些偏差基本不涉及。
判断信号：当你分析的问题里人的行为"按理说不应该这样但就是这样"时，行为经济学比价格理论更有解释力。
分配正义的问题超出效率分析的边界
价格理论能告诉你什么分配方式效率最高，但不能告诉你什么分配方式最公正。
效率最高的方案可能是让富人拿走一切——因为他们出价最高。但社会不仅仅追求效率，还追求公平、稳定和基本尊严。薛兆丰的工具在效率维度上很锋利，在公平维度上刻意回避。
判断信号：当讨论从"怎么做效率最高"转向"怎么做最公正"时，价格理论提供不了答案。
三种容易犯的误用
第一种误用：把"经济学这样说"当成"应该这样做"。经济学是描述工具，不是规范指令。价格理论告诉你限价的代价，但"代价值不值得承受"是社会选择，不是经济学能替你做的决定。
第二种误用：用效率论据碾压道德直觉。"穷人买不起就应该让给出价更高的人"——这在效率维度上成立，但在社会层面上不可接受。把效率判断直接搬进道德讨论，是越界。
第三种误用：把价格理论的结论当成不可反驳的定论。薛兆丰的课讲的是价格学派的视角——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其他学派对同一问题有不同分析框架和不同结论。把一个学派的视角当全部经济学，视野会变窄。
识别误用的办法：每次用薛兆丰的结论做判断时，问一句——如果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在场，他会怎么反驳？如果你想不出反驳，说明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只有一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