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是一种选择，反映了对增长的押注
一个国家可以低债务高增长，也可以高债务高增长，也可以低债务低增长。
选择什么样的债务结构，等同于选择把成本转移给谁。
中国的选择很清晰：在发展早期，用高债务换取高增长。压低消费，提高投资。让现在的人受约束，用未来的增长来补偿。
这个选择在增长确实到来的时候，看起来很聪慧。现在增长放缓了，选择的后果开始显现。
债务结构决定了风险的承担者
政府债务可以向国民征税来偿还。企业债务可以靠利润来偿还。个人债务可以靠收入来偿还。
但中国的债务结构很特殊：很多债务是国企债务，还有很多债务被包装成了房产。
国企亏损时，谁来弥补亏损？政府。房产贬值时，谁来弥补损失？储蓄者和购房者。
所以表面上是企业和个人的债务，实际上最终的成本承担者是全社会。
债务在高增长时被隐藏，在增长放缓时被暴露
当GDP年增速 10% 时，即使债务也在增长，相对数字看起来还能接受。
当增速降到 5% 时，同样的债务增速就变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负担。
债务的严重性，永远是在增长放缓时才能看清。
债务积累改变的不只是数字，还有激励
在高债务下运行的经济体，最优策略是继续投资、继续借债，而不是还债。
因为只要增长够快，债务可以被增长吞掉。一旦选择还债，反而会减速增长。
这形成了一个陷阱：继续扩张债务以维持增长，但扩张的速度最终超过了增长的速度。
债务问题和增长动力耗尽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债务高企不是原因，是症状。原因是：驱动增长的旧模式已经用尽了。
进一步的债务投资不再产生相应的增长。反而开始产生过剩产能和资源浪费。
这时候，债务问题和增长动力丧失就成了同一个问题：经济体需要找到新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靠债务来维持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