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不提供投资策略，不给具体政策建议。他做的是一件更基础的事：建立一套判断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路径。
增长的表层和底层
分析任何经济体，第一步是把"增长"拆成两层。
表层是能直接观察和度量的东西：GDP 增速、工厂数量、基础设施规模、技术装备水平、出口总额。这些指标好看，通常被媒体和政府用来证明发展模式的成功。
底层是支撑表层运转的制度结构：产权是否受到有效保护、合同能否被可靠执行、司法是否独立于行政权力、政府权力是否有明确的法定边界、企业是否有真正的经营自主权。
杨小凯的分析始终围绕一个判断：表层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底层制度的质量。
两层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底层好→表层好"。短期内，表层可以在底层很差的情况下快速增长——靠技术引进、资本投入和劳动力转移就够了。但这种增长有天花板。天花板多高，由底层制度决定。
产权、司法、政府边界、企业自主——制度层的四根柱子
杨小凯反复回到四个制度维度：
产权保护。不是法律条文上写没写，而是实际执行中能不能挡住权力的侵蚀。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名义上有资本投入，但利润分配由官僚说了算。有产权之名，无产权之实。
司法独立。经济纠纷的裁判权是否独立于行政权力。如果法院不能判政府败诉，或者判了也执行不了，产权保护就只是纸面条文。
政府权力边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否有清晰的法定限制。边界越模糊，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越高，长期投资意愿越低。
企业自主权。企业的经营决策——生产什么、卖给谁、定什么价——是由市场信号驱动还是由行政命令驱动。计划经济时期的核心问题就是企业完全丧失了自主决策能力。
四根柱子不是孤立的。产权保护需要独立司法来执行，独立司法需要政府权力有边界来保障，政府权力有边界才能给企业真正的自主权。它们构成一个互相依赖的系统。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放在一起看，差异才出来
杨小凯最有力的分析工具是跨案例比较——同一个时间窗口，相似的技术条件，不同的制度选择，观察不同的结果。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最经典的一组。时间窗口一样：1860 年代起步。技术引进力度相当。但制度选择截然不同。清政府只动了技术层，日本连制度层一起动了。四十年后的差距，不是技术差距，是制度差距。
这个比较方法可以迁移。比较任何两个发展阶段相似的经济体时，如果技术水平差不多，那么制度差异就是解释增长差异的首选变量。
比较的关键不是找到"哪个制度更好"的绝对答案，而是识别"制度差异在哪里，差异的后果是什么"。
判断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问一个问题就够
把上面的分析收束成一个判断：当前的增长，主要靠搬运（技术模仿、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还是靠创造（制度改善带来的效率提升）？
靠搬运的增长可以很快，但模仿空间终会耗尽。
靠创造的增长起步慢，但没有天花板——因为制度改善带来的不是某一项技术的改进，而是整个经济系统配置资源的效率提升。
杨小凯的分析方法不提供时间表——不告诉你"三年后撞墙"还是"十年后撞墙"。它提供的是方向判断：只要制度底层没有实质性改善，靠搬运驱动的增长迟早减速。减速的时间点不可预测，但方向可以判断。
这个方法论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中国。任何后发经济体，都可以用"技术-制度分层 + 跨案例比较"来做基本面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