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分析框架：性别-资本关系
费德里奇的方法论起点是拒绝将性别压迫视为文化现象。她坚持从物质生产关系入手，分析性别分工如何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要。
这种方法要求同时观察两个层面：宏观的经济结构变化，和微观的日常生活控制。不能只看抽象的剥削关系，也不能只看具体的文化实践，而要看两者的结构性关联。
分析工具包括：追踪财产关系变化、识别劳动分工重组、观察国家权力扩张、分析知识权威转移。这四个维度构成了理解性别-资本关系的基本坐标系。
历史分期的政治经济学
费德里奇不按传统的政治史或文化史分期，而是按资本积累阶段来组织历史叙述。她关注的不是统治者更替或观念变迁，而是生产方式转型的关键节点。
原始积累期（15-17世纪）、工业化期、现代金融资本期，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性别控制需求。方法是识别每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析性别关系如何服务于当时的积累要求。
这种分期方法的价值是能够预测：当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性别关系也会相应调整。不是观念决定关系变化，而是物质条件变化推动关系重组。
档案研究的阶级视角
费德里奇大量使用法庭记录、税收档案、土地登记等官方文件，但她的阅读方式有特定角度：总是从被压迫者的处境来解读统治者的记录。
她不把官方话语当作中性信息，而是当作权力关系的表征。巫术指控书反映的不是当时人的真实信念，而是特定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
方法原则是逆向阅读：从结果推导动机，从现象还原结构，从个案提取模式。不相信档案的表面意图说明，而要分析档案背后的物质动力。
跨地区比较的结构分析
费德里奇不做平行的地区对比，而是寻找不同地区相同现象背后的共同结构原因。英国的圈地、德国的猎巫、美洲的奴隶制，表面差异巨大，但都服务于同一个历史进程。
比较的关键是抽象出结构性特征，而不是描述文化差异。她关注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对女性的系统性压制？这种压制如何与当地的积累需要相适应？
这种方法避免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也避免了机械决定论的简化。承认地方差异的同时，坚持寻找全球资本主义的共同逻辑。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费德里奇的史学研究明确服务于当代政治实践。她不是在做纯粹的历史考证，而是在为当代女性主义斗争提供理论武器。
这种态度体现在问题意识的选择上：她研究的都是对理解当代现实有直接价值的历史问题。猎巫史的意义不在于还原过去，而在于解释现在。
方法论的政治性还体现在叙述策略上：她总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讲述历史，让读者从受害者角度感受历史进程，而不是从统治者角度"客观"分析。
多重决定的复杂因果
费德里奇拒绝简单的因果关系解释。她不认为经济基础直接决定上层建筑，而是分析多个因素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合力。
宗教改革、国家建设、商业扩张、人口变化、技术发展，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创造了猎巫运动的历史条件。没有单一的"根本原因"，只有具体的历史合成。
这种方法论的优势是既坚持了物质主义立场，又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机械性。它要求分析者同时掌握多个分析维度，在复杂性中把握主导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