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小萍选择的研究策略很清楚：不只看改革方案写了什么，看它在不同省份变成了什么。下面四个省是她重点追踪的对象。
山西：改革的起点和模板
山西是耗羡归公最早启动的省份之一。巡抚诺岷在雍正元年率先推行，把火耗收入统一上缴藩库，再按标准发放养廉银和办公经费。
山西能先行，有具体条件。该省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田赋是主要税源，火耗的计算基础比较清晰。诺岷和雍正的关系也提供了政治保障。
山西的经验被朝廷当作样板推广。但样板能成立的条件——经济单一、督抚得力、皇帝直接关注——在其他省份未必存在。
河南：中原省份的执行变体
河南的情况比山西复杂。经济体量更大，地方行政层级更多，各州县的火耗征收标准差异很大。
田文镜推行归公时，面对的阻力来自两个方向：基层官员担心收入减少，省级属官争夺分配权。改革落地后，河南的养廉银标准和经费分配方案与山西明显不同。
同一个"归公"框架，在河南变成了另一种形状。曾小萍用这个案例说明：改革方案的弹性空间有多大，地方就能把它变形到什么程度。
广东：沿海贸易省份的特殊困境
广东的财政结构和内陆省份根本不同。关税、商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比很高，火耗只是灰色收入的一部分。
归公在广东面对的问题更棘手：要管的灰色收入种类多，来源分散，计算标准不统一。杨文乾推行改革时，不得不在火耗之外处理大量关税附加费和商业陋规。
广东案例揭示了改革方案的一个盲区。归公的设计以田赋火耗为核心，对商税和关税附加的处理缺少明确规则。沿海省份的复杂经济结构放大了这个盲区。
云南：边疆省份的极端情况
云南是改革难度最大的省份。地处边疆，经济发展水平低，行政成本却因军事驻防和民族治理而格外高昂。
鄂尔泰在云南推行归公，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正式财政收入极少，但地方支出需求极大。归公能归的火耗本身就不多，养廉银和办公经费的缺口仍然巨大。
云南案例把改革的局限性推到了极端。当正式收入和灰色收入加在一起都不够用时，归公只是在一个很小的水池里重新分配水——池子本身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