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ciple #1 (CORE): 共同利益不产生共同行动
一百个人都想要路灯，不等于一百个人都会掏钱装路灯。
奥尔森的起点就是这个断裂：从"共同利益存在"到"集体行动发生"之间，没有自动的传送带。传统政治学和社会学默认把集团当作利益的自然延伸——工人有共同利益，所以会组建工会；消费者有共同利益，所以会联合维权。奥尔森拆掉了这个默认假设。
每个理性个体面对的不是"要不要为集体利益做贡献"这个道德问题，而是"我的贡献能改变结果吗"这个计算问题。当集团足够大，答案几乎总是：不能。你的一票改变不了选举结果，你的一份捐款改变不了环保进程，你的一次参与改变不了工资谈判。
这条原则的约束力在于：它不允许你从"利益一致"直接跳到"行动一致"。中间必须有机制，而机制需要成本。
Principle #2 (CORE): 搭便车是理性人的默认策略，不是道德瑕疵
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无法排除任何人享用。这个技术特征直接决定了个体的最优策略。
奥尔森没有把搭便车当作人性弱点来讨论。在他的框架里，搭便车是理性计算的逻辑必然——如果无论你是否付出，都能享受成果，那付出就是净损失。指责搭便车者"自私"没有分析价值；有价值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不搭便车反而变成理性选择？
这条原则对思考方式的约束：遇到集体行动失败时，不要先找道德原因（人们不够团结、不够有觉悟），先找结构原因（激励机制是否能让参与变成比不参与更划算的选项）。
Principle #3 (SUPPORT): 集团规模与行动能力负相关
三个人合租一套房，公共区域的卫生基本能维持。三百人住一栋楼，楼道卫生就需要物业公司。
这条推论从前两条原则直接导出。集团越大，每个成员的边际贡献越小，被识别和惩罚的概率越低，协调成本越高。大集团面对的不是一个搭便车者，而是一个由理性搭便车者组成的多数。
反过来也成立：小集团天然具有行动优势。每个成员的贡献对结果有可感知的影响，成员之间相互可见，偷懒的代价是真实的社会压力。这解释了为什么少数人的利益集团往往比多数人的公众利益更容易得到政策保护。
Principle #4 (SUPPORT): 只有选择性激励能系统性克服搭便车
道德呼吁、情感号召、理想主义宣传可以短期动员，但不能持续维持集体行动。
奥尔森给出的持续方案只有一种：让参与者获得非参与者得不到的好处，或者让非参与者承担参与者不用承担的代价。这就是选择性激励——正面的（会员专享服务、内部信息、社交网络）或负面的（强制会费、行业准入限制、社会排斥）。
选择性激励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改变了个体的损益计算。问题不再是"我的贡献能不能改变集体结果"，而是"我参与能不能获得只有参与者才有的东西"。
Principle #5 (SUPPORT): 特权集团靠个体自利就能运转
不是所有集团都受搭便车困扰。
当一个集团足够小，且其中某个或某几个成员从公共物品中获得的利益大到足以覆盖全部提供成本时，这些成员会自愿承担全部费用——即使其他人搭便车。奥尔森把这种集团叫"特权集团"。
超级大国承担国际安全成本、行业龙头维护行业标准、大房东主导小区改造——这些不是慷慨，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受益足够大的成员，搭便车的损失大于承担成本的损失。
这条原则的判断价值：遇到一个看似自发运转的集体行动时，先检查是否存在一个不成比例的大受益者在默默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