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分析最常见的错误，是把文本当现实。刘志伟用广东赋役档案证明：制度设计和基层执行之间的落差不是偶然失灵，而是常态。下面五条准则从这个论证中提炼而来，适用于任何涉及"国家制度到了地方变成什么"的判断场景。
制度变形是常态——变形本身才是分析对象
里甲制度设计清晰：人户绑定、轮流应役、国家直控基层。但在广东，这套编制到了地方就开始走样。户籍和实际人口脱节，赋役分摊被宗族接管，登记数字和真实土地对不上。
关键不在于"制度执行不力"。关键在于：变形有方向、有规律、有组织基础。它不是混乱，是地方社会对国家编制的系统性改写。分析基层治理时，先看变形的方向和机制，比评价"执行好不好"有用得多。
互动产物比原始设计更能解释基层实际
明朝设计里甲制度时有一套逻辑。广东地方社会有自己的组织方式和利益结构。两者碰撞之后产出的东西，两头都不像。
刘志伟反复证明的就是这一点。实际运转的赋役制度，既不是朝廷的蓝图，也不是宗族自治的产物。它是互动的中间产物。理解基层治理，看这个中间产物比看任何一方的原始意图都更准。
赋役档案里的数字偏差就是制度变形的直接证据
鱼鳞册上的户名一百年不变，但实际人口早已流转。黄册上的田亩数和实际耕种面积对不上。这些"对不上"不是记录错误。它们是制度设计和地方实践之间互动的痕迹。
刘志伟的方法论贡献在这里。他让你看到：不需要找到当事人的日记或口供。数字本身的偏差模式就在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偏差越系统、越稳定，说明背后的改写越有组织。
宗族改写了制度执行——但制度也重塑了宗族
广东宗族在赋役制度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图甲买卖、总户代纳、族内分摊——这些操作说明宗族实际上接管了里甲制度的执行层。
但反过来也成立。宗族的组织形态、内部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方式，也被赋役制度的框架深刻塑造。宗族不是一个外在于制度的"传统力量"。它是在和制度互动的过程中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单向的"社会抵抗国家"叙事在这里不成立。
人户脱钩标志着里甲制度变形的结构性起点
里甲制度的核心假设是人和户绑定、户和地绑定。只要这个绑定关系稳定，制度就能运转。
在广东，这个绑定很早就开始松动。人口流动、土地买卖、沙田淤涨——多种因素导致登记在册的"户"和实际居住耕种的人不再对应。一旦人户脱钩，里甲编制就变成了一个名义框架。谁来填充这个框架、怎么填充，就成了地方社会可以操作的空间。
变形从这里开始。后面的图甲买卖、宗族代纳、均平银改革，都是在这个裂口上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