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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来自生产力，不来自金银储备
斯密花五卷做的事，可以收束成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财富到底从哪来？他的回答和当时的主流完全相反——不是金银储备，不是贸易顺差，而是劳动生产力。这条判断改变了后面250年经济思考的坐标原点。
下面五条原则跨越全书各卷反复出现，在具体方法论和政策建议都忘掉以后，它们仍然能约束判断方向。
财富是年产出，不是库存金属——衡量一个经济体的状态，看它每年生产多少，不是看它储藏了多少
1776年之前的主流判断很简单：金银多的国家就是富国。斯密翻转了这个前提。西班牙从美洲运回大量金银，并没有变得比荷兰富；制针工厂十个人分工合作的产出，抵得上一个人单干的几千倍。财富的单位是年产出，不是保险柜里的存量。
这条原则今天的常见误读：把GDP增速当成唯一指标，忽略了斯密强调的"产出中有多少能切实改善居民生活"。斯密关心的是实际生产力，不是统计数字。
分工深度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越大，专业化分工越深，生产力越高
制针工厂的观察不只是效率故事。斯密从中提炼出一条因果链：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深度，分工深度决定生产力水平。一个偏远山村不可能养活一个专职铁匠，因为市场太小。
这条原则约束的判断：任何限制市场规模的政策（关税壁垒、贸易禁令、行业准入限制），都可能同时限制分工深度，从而压低生产力。斯密不是抽象地反对管制，他反对的是不计分工代价的管制。
价格是分散信息的汇聚器——没有人需要统一调度，价格波动本身就在引导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向
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时，利润吸引新资本进入；低于自然价格时，亏损逼迫资本退出。斯密描述的这个过程不依赖任何中央计划者的信息优势。
但斯密同时指出了信号失真的条件：垄断、行会特权、政府专营权都会扭曲价格，让信号不再反映真实的供需关系。承认价格是好的信号系统和承认这个系统有被干扰的时候，在斯密那里并不矛盾。后人经常只取其一。
政府支出的边界是'市场做不了或不愿做的事'——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
斯密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在第五卷明确划定了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国防、司法、市场本身无法盈利但社会需要的公共设施（道路、桥梁、运河）、以及底层教育。
这条原则的判断力在于：它不是一刀切地说"政府少管"，而是给出了划线标准——市场能做好的就别插手，市场做不了的就该花钱。具体那条线画在哪里，250年来一直在移动，但划线的逻辑没变。
贸易保护不是保护国民财富，是保护特定利益集团——代价由消费者和其他行业承担
第四卷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归结为一条判断：限制进口或补贴出口，看起来是在保护"国内产业"，实际上是在保护特定行业的利润，同时抬高了所有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并把资本从更有效率的行业挤走。
斯密没有说所有保护都错。他承认国防相关产业可能需要保护（航海法案）。但他坚持的判断方向是：举证责任在保护一方——你要证明这次保护的收益大于全社会的分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