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参与者理性合作的前提
苏联和平解体的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选择了合作而非对抗。这种选择基于两个特殊条件：双方都认为暴力冲突的代价超过了妥协的代价，双方都相信对方会遵守协议。
这种理性合作模式要求参与者具备长远思维和风险评估能力。如果任何一方认为通过武力可以获得更大利益，或者不信任对方的承诺，合作就会破裂。这在很多权力转移中都是不现实的假设。
当权力转移涉及生存威胁或核心利益时，理性合作更加困难。如果旧权威面临被清算的风险，或者新权威无法提供可信的安全保证，暴力冲突就成为理性选择。苏联解体中的特殊性在于双方都有体面退出的空间。
失效信号：核心参与者开始公开指责对方违约，私下渠道的沟通中断，任何一方开始调动军事或安全资源，妥协方案的讨论被零和博弈的话语替代。
制度权威的预先衰落
1991年的苏联政府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实际权威，这使得权力转移相对容易。如果制度仍然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社会支持，和平转移就会面临更大阻力。
制度权威衰落的表现包括：命令执行效果下降，基层组织忠诚度降低，意识形态说服力减弱，经济资源控制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转移更像是对既成事实的确认，而非真正的权力争夺。
但制度权威不能衰落得过度。如果政府完全失去控制能力，权力转移就会演变为无序状态，各种力量会同时争夺权力，和平转移变得不可能。苏联解体时的权威衰落程度恰好处在可控范围内。
失效信号：旧制度仍能有效动员大规模支持，基层组织积极抵制权力转移，意识形态冲突激烈，控制关键资源的能力完整。或者相反，政府完全失控，多个力量同时宣称权威，无人能够维持基本秩序。
外部干预的缺失或中性
苏联解体过程中，主要外部力量选择了不干预或支持和平转移。如果存在强有力的外部支持者试图维持旧政权，或者外部敌对势力试图利用混乱获利，权力转移的复杂性会大幅增加。
外部中性通常基于成本收益计算：干预的代价过高，预期收益不明确，或者和平转移的结果更符合外部利益。这些条件在很多权力转移中都不存在，外部力量往往有明确的偏好和直接的利益。
外部因素还包括国际法律和道德压力。1991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支持和平解决政治争端，这为苏联的选择提供了额外的激励。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同样的内部条件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失效信号：主要外部力量公开支持某一方，外部军事或经济资源开始流入，国际舆论强烈偏向某种解决方案，外部调解努力失败或被拒绝。
军队和安全部门的职业化程度
苏联军队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中性，这对和平转移至关重要。这种选择反映了军队相对较高的职业化程度：他们更关心国家稳定而非政治忠诚，更愿意服从合法程序而非个人权威。
职业化军队的特征包括：等级制度明确，服从法定程序，避免政治表态，重视机构声誉。这种军队在权力转移中更可能保持中性，或者支持程序合法性较强的一方。
但职业化程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低时，军队容易受到个人魅力或短期利益影响；过高时，军队可能认为自己有义务阻止任何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权力转移。苏联军队的职业化水平恰好处在适当范围内。
失效信号：军队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政治力量，高级军官频繁进行政治表态，军队内部出现分裂，安全部门开始独立行动而非服从政治指令。
社会稳定和经济功能的基本维持
尽管苏联面临严重危机，但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功能仍在维持。这为权力转移提供了缓冲空间。如果社会陷入全面混乱或经济完全崩溃，权力转移就会被生存需要所主导，理性协商变得困难。
社会稳定的底线包括：基本服务的提供，法律秩序的维持，暴力冲突的控制。经济功能的底线包括：货币体系的运转，关键物资的供应，就业的基本维持。
过度的社会或经济压力会迫使权力转移加速进行，减少协商和准备的时间。这通常导致更多的错误和冲突。苏联解体虽然面临危机，但还有进行复杂协商的时间和空间。
失效信号：大规模社会骚乱，基本服务中断，货币体系崩溃，失业率急剧上升，暴力犯罪失控，大规模人口流动。
替代方案的明确性和可接受性
叶利钦代表的俄罗斯政府为苏联解体后的政治安排提供了相对明确的替代方案。如果没有这样的替代方案，或者替代方案不被主要力量接受，权力转移就会陷入不确定性。
可接受的替代方案需要满足主要利益相关方的基本关切：旧精英的安全保障，新精英的权力确认，普通民众的生活稳定。这种多方平衡在很多情况下都难以实现。
替代方案还需要具备实际的执行能力。如果新权威缺乏必要的人员、资源或经验，即使获得形式上的权力也无法有效治理。这会导致权力真空和持续不稳定。
失效信号：多个互相排斥的权力方案同时存在，主要力量拒绝接受任何现有方案，替代方案缺乏明确的执行计划，新权威缺乏基本的治理能力。